文丨毛雅琴
窗外寒風呼嘯，我翻開蕭紅的《呼蘭河傳》：“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忽然想起，88年前，新年才過，在嚴寒的山西，丁玲與蕭紅有一次美好的相聚。
當時丁玲已奔赴陜北，擔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率團來到山西臨汾宣傳抗戰;蕭紅為尋求創作與生活的新方向，應邀與蕭軍、聶紺弩、艾青等人在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民族革命大學為歡迎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蕭紅住所舉辦茶會招待丁玲。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的烽火歲月里，丁玲與蕭紅——這兩位杰出的女性，如同兩顆耀眼卻風格迥異的星辰。她們因文學結緣，因理想同行，既有著跨越地域與經歷的精神共鳴，也在創作與人生選擇中展現出鮮明的個體差異。二人的交集與分野，恰是那個時代女性寫作者群像的生動縮影。
從“久聞其名”到“山西聚首”
1938年春丁玲與蕭紅(左)夏革非(中)在西安。資料圖片丁玲與蕭紅的相識，既源于共同的師友，也始于“雙向的慕名”。20世紀30年代初，丁玲憑借《莎菲女士的日記》聲名鵲起，其筆下對女性欲望與精神困境的直白書寫，打破了傳統文學的桎梏，成為“左聯”文學圈中極具影響力的女性作家。而彼時遠在東北的蕭紅，卻因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兼遇人不淑，在經濟與情感的雙重困境下經歷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她輾轉于哈爾濱、青島、上海等地，用文字記錄苦難、反抗命運，并以此尋求精神出路。
蕭紅進入丁玲的視野，起源于她們共同的導師魯迅，得益于馮雪峰。
1934年11月1日，蕭紅與蕭軍帶著中篇小說《麥場》(《生死場》出版前原名)手稿流亡上海，得到魯迅先生的大力扶持。魯迅不僅親自為《生死場》作序、納入《奴隸叢書》出版，還將《生死場》推薦給上海生活書店和《婦女生活》月刊，為蕭紅成名起到了關鍵助力。
當時，《婦女生活》月刊“讀書欄”用五個頁碼的篇幅介紹了《生死場》，介紹說：“我是老實以為這作品是1935年所產生的中國最好的作品之一……這作品的技術也是優美的。敘事寫景，都因‘女性作者的細膩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顯著非凡的‘明麗和新鮮’。但雖是女性作者，其精神的健全，胸襟的雄邁，卻并不亞于強壯的男子。”蕭紅被魯迅稱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后繼者”。
二蕭到上海時，丁玲正被國民黨囚禁在南京，因對丁玲的慕名和關心，去信向魯迅先生問詢，魯迅回復“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
1936年7月上旬，在馮雪峰的安排下，丁玲從軟禁地南京乘火車來到上海，在儉德公寓房間內讀到了馮雪峰事先為她準備的二蕭等人的作品。
讀完《生死場》后，丁玲對這位“從東北黑土地里生長出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她驚嘆于蕭紅文字中“未經雕琢的生命力”，更認可其以女性視角書寫底層苦難的創作立場。此時的二人，雖未謀面，卻已通過文字完成了第一次“精神對話”。
1938年2月20日，山西臨汾，兩位互慕的才女就此相遇相識。在民族革命大學歡迎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會上，蕭紅講了她在專制家庭“不幸身為女子身”受虐待的故事。2月23日，在丁玲的鼓動和邀請下，蕭紅隨團去運城、西安開展宣傳工作。
據丁玲后來在《風雨中憶蕭紅》中回憶，初見時蕭紅“穿著一件淺灰色的單衣，頭發剪得短短的，說話自然而真率，少于世故的樣子”，而蕭紅對丁玲的印象是“丁玲有些英雄的氣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個女子的柔和”。這段交集，讓她們從“文字知己”變成了“現實中的同行者”。
共同的開辟
作為同時代的女性寫作者，丁玲與蕭紅的共性，首先體現在對女性命運的深刻關注上。二人都曾經歷過封建禮教的束縛與婚姻的挫折——丁玲早年逃離家庭，反抗包辦婚姻，以《莎菲女士的日記》喊出“女性要掌控自己的情感與人生”;蕭紅則從封建家庭中突圍，在懷孕、被棄的困境中掙扎，以《生死場》《呼蘭河傳》揭露女性在父權、夫權雙重壓迫下的“無聲悲劇”。
她們的作品中，從未將女性塑造成男性的附屬，而是讓女性成為自身命運的敘述者：丁玲筆下的莎菲，敢于直面自己的欲望與孤獨;蕭紅筆下的小團圓媳婦、王大姑娘，雖最終走向悲劇，卻以“活著的掙扎”展現了女性的生命韌性。這種女性視角的自覺，讓她們在男性主導的文壇中，開辟出獨屬于女性的書寫領域。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的動蕩時期。丁玲的《水》《母親》聚焦工農階級的反抗與女性在革命中的成長，將女性命運與民族解放結合;蕭紅的《生死場》以東北農村為背景，寫農民在日軍侵略與封建壓迫下的“生死輪回”，讓鄉土敘事承載起家國情懷。
她們都拒絕“為藝術而藝術”，堅持文學要“為現實發聲”——丁玲曾說“文學不能脫離時代，就像人不能脫離空氣”;蕭紅也認為“我的筆要寫我看到的、聽到的，寫那些受苦的人”。這種強烈的現實關懷，讓她們的作品超越了女性文學的范疇，成為反映時代的社會史詩。
二人的互助也令人動容。
兩人在山西臨汾初遇時，丁玲見蕭紅衣著單薄，把皮靴和軍大衣送給了她;蕭紅也與民族革命大學教師聯名捐款為西北戰地服務團購置照相機。并在丁玲的提議下，與塞克、聶紺弩、端木蕻良創作了多幕話劇《突擊》在西安舉行公演。
她們相處融洽，接觸密切，一起去七賢莊“西安八辦”見周恩來，一起唱歌，一起同住，一起痛飲，一起聊天，在彼此的人生長河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鋒利的劍”與“溫柔的燈”
常德市丁玲紀念館。湖南日報全媒體記者 鄒尚奇 攝盡管有著深刻的共鳴，丁玲與蕭紅在創作風格與人生選擇上，卻呈現出清晰的差異。
在創作風格上，丁玲的文字帶著強烈的理性與革命激情，而蕭紅的文字則充滿詩意的感性與鄉土溫情。丁玲的創作始終與革命進程緊密相連，她擅長以現實主義手法刻畫宏大的社會場景，人物形象往往帶有時代符號性，她的語言簡潔有力，充滿思辨色彩，讀來能讓人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如同一把“鋒利的劍”。
而蕭紅的創作則更偏向個人化的記憶敘事。她不刻意追求宏大主題，而是從細微的生活片段入手，以細膩的筆觸勾勒東北鄉土的人情與風物。《呼蘭河傳》中祖父的后花園、街頭的大泥坑、跳大神的場景，都是帶著個人記憶溫度的鄉土素描。她的語言靈動而富有詩意，常以兒童視角觀察世界，讓苦難的敘事中透出一絲天真與悲憫，如同一盞“溫柔的燈”。
丁玲積極參與“左聯”工作，后來更是前往延安，投身革命文藝事業。她始終認為“文學要為革命服務”，甚至在創作方向與革命需求不符時，主動調整自己的寫作風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她也一直活躍在文藝戰線，為社會主義文學建設建言獻策。
而蕭紅的一生，始終在“逃離與尋找”中度過。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她拒絕寫“口號式”文學，認為“寫自己不懂的事，只會寫得空洞虛假”。她在西安與丁玲交流時說：“有各式各樣的作者，就該有各式各樣的小說。”并拒絕了丁玲邀其前往延安定居創作、扎根生活的提議。
雙姝并立的文壇遺產
1942年1月22日，蕭紅在香港病逝，年僅31歲。
丁玲得知消息后，在延安的窯洞里寫下《風雨中憶蕭紅》，文中滿是痛惜、懷念和懊悔：“那時候我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地住一時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戰開始后，短時期的勞累和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我適于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于日常瑣碎，而策劃于較遠大的。并且這里有一種朝氣，或許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后悔那時我對于她生活方式所參與的意見是太少了……”
這篇文章，既是對二人交往的追憶，也是對一位同行者的致敬。
丁玲與蕭紅的交集雖不算多，卻在文壇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她們以各自的創作，證明了女性寫作者既能“書寫小我”，也能“承載大我”;既能在時代中堅守自我，也能與同行者彼此照亮。她們的共性，是對女性命運與時代苦難的共同關切;她們的差異，是個體在文學與人生道路上的自主選擇。
臨近“三八”婦女節，今天又是丁玲逝世40周年的日子。再讀丁玲與蕭紅，仍能感受到兩位女性作家穿越時空的力量。她們之間的交集與共鳴，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段關于女性相互欣賞、理解與支持的溫暖佳話。
(作者系常德市丁玲紀念館館長)
責編：劉暢暢
一審：劉暢暢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