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圖》局部。李公麟
《五馬圖》卷后曾紆題跋。
永州朝陽巖黃庭堅題名摩崖拓片。
黃庭堅題跋《五馬圖》。
田振宇
丙午馬年到來，馬元素再次成為視覺表達的熱點。馬是中國古人較早馴化的動物之一，從西周盠駒尊到東漢銅奔馬，再到《照夜白圖》《牧馬圖》……縱觀中國美術(shù)史，馬作為人們重要的交通工具、生產(chǎn)工具，總是以矯健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作品中。
北宋畫家李公麟的《五馬圖》被視為畫馬的巔峰神作，也是現(xiàn)存罕見有宋四家之一黃庭堅題跋的畫作，被后世推舉為“宋畫第一”。此圖描繪北宋元祐初年西域邊地進獻給皇帝的五匹西域名馬，前四匹馬左上位置有黃庭堅題簽的馬名、產(chǎn)地、年歲、尺寸。李公麟筆下的馬主要依靠線條的濃淡、粗細變化體現(xiàn)馬的形體，整體簡練卻勾勒出馬骨骼肌肉的特征和各異神態(tài)，流露著宋代文人特有的審美偏好。
李公麟《五馬圖》真跡2019年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大展中展出，不僅讓我們得以重睹北宋白描繪畫的巔峰技藝，其卷尾黃庭堅與曾紆的題跋，更叩響了通往北宋后期一個特定時空的門扉——崇寧三年（1104年）的永州。
這兩段文字，若與永州本地遺存至今的摩崖石刻相互印證，便能編織出一張具體而微的人物關(guān)系網(wǎng)，讓我們得以在近千年后，依然能觸摸到那次特殊聚會的溫度與質(zhì)感，理解其中蘊含的復(fù)雜歷史情境。
一
《五馬圖》本身是一件嚴(yán)謹(jǐn)?shù)膶懮髌罚罟胍愿叱膶憣嵓挤ǎ涗浵庐?dāng)時皇家御苑天馬廄中豢養(yǎng)的五匹西域進貢名馬及馬倌形象。畫卷分五段，前四匹駿馬——鳳頭驄（于闐國進獻）、錦膊驄（吐蕃部落董氈進獻）、好頭赤（揀中秦馬）、照夜白（溫溪心進獻）——均附有小字題記，詳錄其進貢時間、來源地、年齡尺寸，如第一匹明確寫道：“右一匹，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這種檔案式的記錄方式，彰顯了其宮廷御馬圖譜的性質(zhì)。
唯獨第五匹“滿川花”闕如，未有題記。此后的題跋是黃庭堅所寫，未署年月，也未提到馬的名稱。關(guān)于第五馬的命名以及黃庭堅題跋的具體信息，全仰賴于之后南宋曾紆的一段長跋。而曾紆題跋中記載的一則著名軼事，為這幅風(fēng)格嚴(yán)謹(jǐn)?shù)漠嬜髌教砹艘荒▊髌嫔省?/p>
曾紆（1073年—1135年），字公卷，號空青老人，曾布第四子、曾鞏之侄，出身于顯赫的文學(xué)世家——江西南豐曾氏。其父曾布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支持者，在哲宗、徽宗時期兩度拜相，但在激烈的黨爭中最終失勢。曾紆也因此受到牽連。
在《五馬圖》的題跋中，曾紆以史筆般的清晰脈絡(luò)，勾勒出他與《五馬圖》及黃庭堅四十余年的因緣。他憶及元祐五年（1090年）在汴京酺池寺初謁黃庭堅時，正值黃氏為友人張詢所藏李公麟《天馬圖》作跋，并親口講述了畫家“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的軼事——畫完成時，滿川花猝然倒地而死。馬夫們認(rèn)為這是因為馬的魂魄為畫取去，即“畫殺滿川花”。這段早年見聞，成為連接二人交游的記憶。
十四年后的崇寧三年（1104年），當(dāng)曾紆因黨爭牽連貶謫永州，黃庭堅也在赴宜州貶所途中經(jīng)停此地，二人于瀟湘江上重逢，再次談起“畫殺滿川花”的舊聞。只是這時，他們已從天下的繁華汴京，到了邊遠的貶謫之地。
二十七年后的紹興元年（1131年），已經(jīng)歷靖康之變的曾紆，得到高宗趙構(gòu)重用，出任江南東路轉(zhuǎn)運副使。在浙江嘉興真如寺的一次友人聚會中，他意外重睹此畫，“開卷錯愕，宛然疇昔”，往昔人事洶涌而來，遂提筆詳述本末，既為畫跡留證，亦為故人遺意。
曾紆跋中提及永州聚會時，除黃、曾二人外，尚有徐靖國、朱彥明兩位在場者。這并非泛泛之言，永州山水間留存的金石銘刻，為這些名字提供了注腳。在永州朝陽巖，有一處黃庭堅的題名石刻至今尚存，文曰：“崇寧三年三月辛丑，魯直，徐武，陶豫，黃庭堅與子相，僧崇廣同來。”
這里的“徐武”，正是曾紆筆下的徐靖國。收入黃庭堅文集中的《游愚溪并序》也印證了此次同游：“三月辛丑同徐靖國到愚溪，過羅氏修竹園，入朝陽洞……”與石刻內(nèi)容完全吻合。其姓、名、字在此得到完整確認(rèn)，且標(biāo)明了徐武與黃庭堅同游朝陽巖的具體日期——三月二十八日。
這方石刻，將文字記載的人物錨定在了真實的時空坐標(biāo)上。徐靖國作為永州本地官員（司法參軍），在貶謫文人社交網(wǎng)絡(luò)中的角色，由此變得清晰可見。另一則文獻來自同為貶官途經(jīng)永州的鄒浩，寫于崇寧四年的《〈六一巖〉詩并序》：“余與子初同邵武李師聃祖道、姑蘇徐武靖國、零陵蔣湋彥回、長老永明，由澹巖穿后岡，攀援藤蘿，窮覽勝事，樵不到處，得此巖穴，遂以六人一時同見名之。”由此可知這位徐武是姑蘇人（今江蘇蘇州）。
另一位人物朱彥明，又是誰呢？還是要感謝與黃庭堅、曾紆同時代的鄒浩，在其《道鄉(xiāng)集》中有詩《寄贈零陵令朱君陟彥明》，詩中有“書到零陵長官處，掀然一笑有誰知”句，可知朱彥明的大名是朱陟（字彥明），身份是當(dāng)時的零陵縣令。另外還有一首《寄朱彥明》：“義薄云霄世幾人，零陵邑宰迥超倫。能明圣主恢洪造，曾是童兒謁紫宸……”詩中稱其“義薄云霄”，又“曾是童兒謁紫宸”，可見朱陟在還是幼童時就曾得到天子接見。借助多方史料，其形象得以立體化。作為地方長官，朱陟參與了這次流人文士的聚會，其意義超越了一般性的文酒之會，或許也體現(xiàn)了某種地方層面對中央政治斗爭中被貶者的微妙態(tài)度與有限庇護。
二
曾紆與黃庭堅的這次永州重逢，并不止于此。當(dāng)月更早的時間，地點就在永州祁陽的浯溪摩崖、崇寧三年三月初六，黃庭堅于風(fēng)雨中泊舟浯溪，與眾多當(dāng)?shù)丶巴杏讶诉B續(xù)三日觀覽唐代元結(jié)文、顏真卿書的《大唐中興頌》摩崖巨制。此事在黃庭堅自己的浯溪題記中有生動記述，其中列出了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蔣大年、石君豫、成權(quán)等十余位同游者名單，宛如一份珍貴的簽到簿。
然而，這次本可留名金石的風(fēng)雅盛會，卻因現(xiàn)實的嚴(yán)酷而留下了克制的一筆。南宋王明清是曾紆的外孫，他在《揮麈后錄》中記載，當(dāng)黃庭堅欲賦詩并題名于崖壁時，曾紆急切勸阻：“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dāng)軸，豈可不過為之防邪！”曾紆的警醒，揭示了此次聚會的政治敏感性。
當(dāng)時權(quán)相蔡京正嚴(yán)厲清算“元祐黨人”，黃、曾二人皆在罪籍，公開的文學(xué)活動與交游記錄可能帶來新的風(fēng)險。黃庭堅最終聽從了勸告，只在詩中含蓄寫下一句“亦有文士相追隨”，以暗指曾紆，而未在題刻中公開其姓名。浯溪的山水與古刻見證了他們的相聚，而崖壁上有意的“缺席”，成為那個高壓時代的證言。
因此，崇寧三年在永州的這次聚會，遠非一次簡單的舊友重逢。
王明清云：“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對于故事的主角黃庭堅與曾紆，他鄉(xiāng)遇故知，又皆為殘酷黨爭的受害者，這次重逢在彼此顛沛流離的生涯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慰藉。
同時，它是在政治高壓下，一個由貶謫中央文士（黃庭堅、曾紆）、地方官員（徐靖國、朱彥明）以及當(dāng)?shù)厥考澤畟H共同構(gòu)成的、臨時而緊密的文化交游圈。他們同游山水，觀摩古跡，唱和詩文，重拾舊日文藝活動。這些行為，不只為疏解貶謫帶來的精神苦悶，更是在逆境之中對士大夫文化身份的自覺堅守，其中亦可能藏著對現(xiàn)實時局無言的回應(yīng)。朝陽巖與浯溪的石刻，與《五馬圖》后的墨書題跋，一石一紙，一公開一私密，互為表里，是這段歷史的雙重證據(jù)。石刻記錄了事件與部分在場人物，而題跋則揭示了事件背后的情感張力與政治風(fēng)險。
永州之會后，崇寧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一代文豪黃庭堅病逝于宜州貶所（今廣西宜山）。當(dāng)曾紆在二十七年后的江南嘉興，再次展開《五馬圖》卷時，他所感嘆的“憂患余生，巋然獨在”，有了沉甸甸的具體內(nèi)容。他看到的不僅是一幅畫，更是半生蹉跎、故人零落的歲月刻痕。
畫卷中那匹沒有標(biāo)注的“滿川花”，與浯溪崖壁上那段未曾刻下的名字，相互呼應(yīng)，共同訴說著那些在歷史洪流中既被記錄又被隱藏的個體命運與真摯情誼。
通過將《五馬圖》的紙本記憶與永州的摩崖實物相勾連，我們得以超越單純的藝事軼聞，進入一個更為廣闊而深刻的歷史現(xiàn)場，感受到北宋后期黨爭語境下，文人群體復(fù)雜而堅韌的生存狀態(tài)與文化傳承。
（作者系嘉興南湖學(xué)院講師，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金石文獻與古物研究方向博士）
責(zé)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